西德總統魏茨澤克任職期間，在1985年5月8日發表一則廣為人知的演說。在演說中，他把1945年5月8日納粹德國投降的這一天稱為「解放日」，稱之為全世界人民擺脫法西斯制度的一天。他提醒人們「應把戰爭和暴力統治開始的歲月聯繫在一起」，因為「暴力統治導致了戰爭」。在列舉了納粹迫害猶太人的罪行後，他明確指出：「誰要不認清這些非人道的罪行，誰就對新的（戰爭）危險不會有足夠的認識，因而也就不會有免疫力。」最後，他告誡青年人：「對當時發生的一切雖說（你們）是沒有責任，但必須從歷史中吸取教訓……」這一席講話使他贏得了全體德國人的尊敬。講話發表後，讚揚和祝賀的電報、書信像雪片似地送到總統府。一年之內，這篇演說編印成冊，其發行量達到250萬冊，並被譯成21種文字出版。
這則消息的重點在於，這是一則自我批判，卻具有前瞻性的演講。是魏茨澤克以日耳曼人的立場，向二戰納粹受害者(包含猶太人)，表示深沉的歉意。並呼籲德國民眾記取先人的教訓，要大家一起攜手向全世界的人民尋求寬恕與理解，並力求更光明的未來。他的難能可貴在於，一個發動戰爭、戰敗的民族，願意在國力恢復時，站在加害人的角度，以「追思與和解」的角度坦承自己的錯誤，並尋求原諒，這是需要何等的勇氣！
歷史是種經驗的累積，是不該且絕對不能忘的，要加以記錄備案保存，並整理下來做為歷史教訓的。日本統治台灣期間，誠然有一些現代化的實績，但我們必須要認清一件事情，就是台灣的現代化肇始於清末洋務運動，並不是日本人來了才有現代化。媚日者將台灣能有今天，把日本治台功績捧上天，這是愚昧與不可取的。古今中外殖民體制絕對不會給被殖民者的家原帶來好處，即使殖民地統治者中存在著個人的善意，但這個人的善意也常常被抹煞得無影無蹤，就算其發揮也或多或少被架構成小配角，這難道不就是殖民體制嗎？
再者，我們必須要知道台灣當時的經濟發展，只不過是殖民政權統治之下的「經濟副產品」，發展也不是日本人心甘情願留給台灣人民的。是因為日本戰敗，被迫遣返，能搬能帶的都帶走了，剩下帶不走的公共建設、器具才不得已留給台灣。這是個簡單卻又嚴肅，不得不重視的一點，不然台灣光復時應該要對基層輕工業、民生工業等有一定的技術，但我們看到的是偏執的政治人物與不學無術的民眾，上舉一味歌頌殖民統治經濟功績的言論，下有緬懷日本時代的往日榮光。但是在原殖民地國家紛紛「去殖民地化」的今日，連以往帝國主義國家後裔也能普遍接受「不管任何形式的殖民體制，一概應該被否定」這一種想法的今天，居然還有人對日本統治做如此言論。真是讓有知者痛心，有德者遺憾。
日帝統治下的台灣經濟發展，並不是為了台灣人民而規劃，而是要將台灣從中國經濟圈脫離，從而喪失自主性，淪為日本資本主義體系下分工的一環，讓台灣經濟成為日本經濟的附庸(台灣一直沒有受過作為日本主要構成成員的平等待遇，殖民地就是殖民地，是不可能和主人翁享有一樣對待的)。台灣確實是有發展，但這發展是殖民統治下的「副產品」，還是畸形與不健全的產品，一旦從日本經濟圈中脫離，將會面臨難以想像的崩壞。
將日本與德國放一起比較，兩者同樣在經濟上有傲人的成就，但日本卻一直沒有受到其他民族與國家的尊敬，不外乎是日本從未正視過去所犯的罪行與錯誤，遑論檢討。昭和天皇訪問英國時，因為沒有對戰爭侵略表示歉意，所以被英國人民丟雞蛋，出席英國國宴更受到退伍軍人協會的集體杯葛。勇於揭發先人過錯的史學家的良心，才是重整戰後日本道德與倫理的正途，不是一味遮遮掩掩，用一些政治上的小動作和鄰近勢力玩頑童遊戲，這不是一個大國該有的行為，無怪乎仍然停留在「經濟上的巨人，政治上的侏儒」之境界。這樣只是使得日本人的道德感更加墮落而已。
歷史可以寬恕，但不能被遺忘。寬恕與記得是可以相容的關係，並非排他；是為了相互求存於未來社會，相互忘懷過錯、怨懟與對抗，並建立新的關係。我們希望日本成為東亞的芳鄰，但似乎永不認錯的日本是做不到的，而我們有這麼一個鄰居，也沒有能力叫他或是本身搬家；但請他做個有利、互惠的「善鄰」，卻是比較可行的。在這個講求區域整合的國際環境，更是應該有「知日為上、親日次之、仇日揚棄、嫌日不必、媚日該止」的正確心態，攜手合作才是正途。
至於那些討厭國民黨，而美化日本的，我只能說這種心態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，被日本價值體系盡毀三觀，失去對自我民族、文化的信心信仰，接受日本的價值文化體系，以「日本觀點」來看事情，並不可取。
留言列表
